沈从文

　　沈从文，1902年12月28日生于凤凰镇竿城(今沱江镇)。原名岳焕，笔名懋林、上官碧、窄而霉斋主人、甲辰、小兵等，苗族，兄妹9人，上有一姐一兄。沈从文4岁开始识字，6岁读私塾，1913年，进凤凰模范国民学校(今文昌阁小学)。1917年，参加土著部队，后在陈渠珍部任书记、司书等职。1922年，从文闯北京，住湘西会馆。1924年12月22日在《晨报》副刊第一次发表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，此时，从文在北京大学旁听，博览群书。1926年，出作品集《鸭子》。1929年始，先后在中国公学、武汉大学、青岛大学任讲师。1933年起在北平编辑中小学国文教科书，1939—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、教授。1946～1949年。任北京大学教授。此间，从事业余写作，1933—1 934年、1946—1948年编辑《大公报》、《益世报》等文艺副刊。从文写作精神顽强，终日埋头书案，常说“时间可以战胜一切”。他的近500万字的文学作品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，代表作有《边城》、《从文自传》等．．其作品虽然也写都市生活、城市各阶层人，但主要写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，被誉为乡土作家。北平解放前后，他摒弃各方面的裹胁与劝告，毅然留在国内。1949年8月，沈从文由北大转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任设计员，后任副研究员。他认为文物学是“实实在在的学问”，甘愿做“人弃我取”的工作。1978年，沈从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，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文物工作者与专家。从文主编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不单凭古代文献、杂文、实物资料为信，而以墓葬出土的陶、土、木、石、铜诸人形俑和图像、壁画，结合文献综合研究。其文物论著约100万字，其中1 981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，被文物界称为“不朽之作”。1981年，从文应一些大学之邀赴关国讲学，他眷恋祖国，心系事业，急不可待地回来了。1988年5月10日，文星陨落。享年86岁。沈从文是国际笔会北京分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、美术家协会、历史学会会员，是中国著名的作家、史学家和考古学家。他从第二届起任全国政协委员，是第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常委。    

　　少年沈从文不仅没有读完小学，就是在读书期间，也常常是逃学的顽童。他生性是不安分读死书的人，心总是为一种新鲜声音、新鲜颜色、新鲜气味而跳动。他逃学去看别人绞绳子、织竹簟、做香、下棋，看木匠做工，看铁匠打铁，打拳，看冥器铺，看放风筝，看河里游动的水蛇，并与伙伴跳下河泡得肌皮子发青。逃学前是提着书篮上学去的样子，然后与伙伴一起把书篮藏在土地庙神龛后面，以为无人敢动。沈从文天性聪明，上帝派给人类的智慧，他应是多得了一份。虽然逃学，但背书任务总能出色完成。尽管如此，父亲却不能容忍他的逃学。父亲希望他有大出息，能将祖辈的荣耀发扬光大。湖南凤凰的竿军，是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作为的部队，出过不少名将。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19世纪就在这支部队里勇立战功而官至贵州提督，荣归故里，特在凤凰城里买下房地产，成为显赫之家。而亲戚中，有人后来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理。沈从文父亲也是终身在做将军梦，他曾投军随乡人将领罗荣光镇守大沽口炮台，抵抗过中国近代史上最凶恶的敌人，后来又密谋刺杀复辟称帝的袁世凯，因事泄败走远方。他当然希望将军之火永传下去。当他看到沈从文逃学时，不知多少次喝斥他跪在地上，有一次竞怒吼着要砍掉沈从文的手指，沈从文只好答应改过。可是，不久又逃开了去。直到被一位叫田个石的老师罚跪在校园楠木树下，个石先生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要记住，自轻必然自贱，自尊才能自贵。”从此，沈从文一改顽童习气，专心向学。他立下了志向，将来做一个有出启、的人。 

　　沈从文的父亲将家产的{随身带着，大沽口陷落，家产损失干净，沈从文家的家道便中落了。在凤凰，当兵是很多人的出路，且能混得一份口粮。沈从文也想成为军人，走祖父的路。1917年，14岁的沈从文只能当预备兵，进技术班，进行艰苦的训练。两个月后考试，及格转成正式兵，领薪饷。可是沈从文考了3次都不及格，留级训练8个月以后，他终于背起行李到辰州(沅陵)投军去了。 

　　沈从文的从军生涯一开头很顺利，他担任张学济司令的护卫。张是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军政长官。湘西部队繁杂，矛盾重重。每次出门，张学济要派二三十名士兵组成卫队，沈从文是卫队头头，随部转战各地。后来，由于辰州形势恶化，各司令部会商结果同意湘西军队各划定防区清乡剿匪。张学济提出到他家乡沅州(芷江)驻防，沈从文随部驻扎在芷江防区的怀化镇。这镇上只有300户左右人家，却驻扎了500名士兵。生活艰苦，每天吃豆芽菜汤糙米饭。五天一次逢集可吃到3两(150克)左右的猪肉。大家都盼着移防。移防时，先发下个月的饷银，好大吃一顿。更盼望杀人，因为每次杀人后可吃一顿酒席。根据前清传下来的规矩，刽子手把人一刀一个杀完后，就拿刀走到屠户案边去，照规矩在各处割肉，一共可割70多斤作为犒赏，自然官兵人人有份。士兵不仅生活艰苦，也单调无味。因此，杀人不仅可以改善生活，也成了士兵们的娱乐。沈从文后来回忆说：“爱刺激，除了杀头，没有可以使这些强壮的一群人更兴奋的事了。”事实上，清乡队伍一到怀化，各地的团总就送来43个乡下人，有27人第二天就被砍头，另有5人也在第二次赶集日杀了。沈从文在《我的教育》中说每五天一集要杀四五个人显然不是夸大。他在自传中写道：“1914年前后，有个姓黄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杀了约2000人，1916年黔军司令王晓珊在那里又杀了3000人，现在轮到我们军队做这种事，前后不过杀2000人罢了!”到怀化镇时沈从文已做文书，曾为700多起死刑案记录口供。他对这些死在刀下的人是否真的有罪感到怀疑。即使对真有罪的也异常同情。他看到军官从拷打犯人逼他们招供中可以勒索钱财；有时要犯人“捐款”，缴纳若干枪械子弹费再行取保释放。 

　　沈从文眼前的生活不是他向往的生活，精神上他总觉得缺了什么。这时外面的世界新思想流行，他便和司令部的秘书官、一个老书记一起，合订一份《申报》来看。怀化镇有一位姓文的秘书，对沈从文后来弃武从文，走上治学道路起了很大作用。他教育沈从文要看报纸，还要看辞书，要好好读书识字。他说天下稀奇古怪的事物都在书里写着。书记官还教他做古诗，以叔辈的感情开导、教育他。张学济的部队在沅州不得人心，内部也矛盾重重，在湘西军阀混战中终于瓦解。这时，沈从文心中决定另找出路，他决定弃武从文，立志当一位作家。不久他便将原名沈岳焕改成沈从文。他要以文为武器，改造他所生存的社会。 

　　脱离军队后的沈从文贪婪地开始自学。细读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今古奇观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天方夜谭》，以及林纾用古文译的大量小说。 

　　沈从文本已厌倦了军队生活，但陈渠珍的改革吸引了他。陈渠珍也是凤凰人，1920年他当上湘西巡防军统领，负责湘西军政。陈渠珍驻节保靖，提出“保靖(境)息民”的口号，采取一系列改革建设湘西的措施。比如推行自治、大办学校、兴办工厂等等，人心思治，世风日佳，一时出现了中兴气象。怀着改造社会的愿望，沈从文来到了保靖县城。 

　　初来保靖，沈从文找不到自己的工作，很长时间无所事事，东游西逛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沈从文得到了苦练内功的极好机会，保靖成了他从边城走向世界的转折点。后来由于他的字写得好，被一个姓熊的高级参谋录用为司书。他的字使他得到较优越的地位，因此，他努力练字。他最景仰王羲之。为了临帖，他5个月内居然买了17块钱的字帖。他的月薪开始4元，后加到6元。沈从文后来成了有名气的书法家，他的草书300幅在1946年以每幅1万元的价格被人抢购。 

　　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他随部队去了一趟川东，回来后，陈渠珍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书记。这又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机。陈渠珍本人是一个儒将，常以王守仁、曾国藩自诩，酷爱读书，常作文赋诗，有著作问世。他家中有四五个大楠木橱柜，装的都是宋明清旧画、几十件铜器古瓷，还有十来箱书籍、一大批碑帖、《四部丛刊》等等，共有24部书籍由沈从文清理。这让沈从文饱读了中国经史子集。他在《自传》中写道：“无事可做时，把些旧画一轴一轴地取出，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，或翻开《西清古鉴》、《薜氏彝器钟鼎款识》这一类书，努力去从文字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。再去翻那些书籍……翻四库提要。这就是说，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，用一份颜色、一把线、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，以及一组文字，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，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。由于这点初步的认识，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，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，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。” 

　　陈渠珍的改革活动，沈从文作为书记员亲身参与其中，使他对新世界充满了热情和向往。同时，“五四”运动给了他极大的影响，他从一个印刷工人那里读到许多新杂志，受到了新思想真正意义上的启蒙。最后，他终于决定去北京读书。北京是新文化发源地，是新思潮波涛汹涌的地方。于是，沈从文就这样怀抱着烂熟于心的湘西山水人物，抱着一个新的理想，在1922年从保靖动身，向北京走去。这一年，他20岁。 

　　凤凰孕育了沈从文，北京成就了沈从文，而保靖这个白河边上的小镇，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。凤凰——保靖——北京，是沈从文生命列车的三大站。这样，我们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沈从文在一生众多照片中，常常选取他摄于保靖的照片放在著作的开卷，而在《从文自传》18篇中，有3篇写保靖对他的影响，且将写保靖的作为压卷之作，命名为《转机》。这里，保靖在沈从文生命中的意义，由他自己托盘道出。后来，沈从文对大学生说，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个使生命出现转机的地方，珍惜它，把握它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学阶段机会难得，你们要珍惜。 

　　沈从文背着行李走下车，走出前门车站，面对着茫茫北京城，一下子愣住了，半天才说一句话：“北京真大啊!”但他马上打起了精神，在心底说：“北京，我要来征服你了。”

　　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，据报纸上说有的是上学机会。那时的大作家都是教授和学者。因此，沈从文认为，必须首先考进大学，受到专门训练，有学识、有声望才有可能成为大作家，才能担当起唤起民众、改造社会的责任。他把考进大学作为他当时的主要目标。-沈从文既穷，又未上过新学，当然考不上大学。他在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中成绩就不佳，加上没有中学毕业文凭，想考国立北京大学更是没门。他的外语更差，连英文字母都背不好。当时丁西林和陈源都教过他外语，希望把这位学生送去剑桥上学，可沈从文使不上力。他考过几次大学都名落孙山。他到大学去听课，但没取得大学生身份。他姐夫田中一问他来北京干什么，北京现有1万大学生，毕业后无事可做，哪有你在湘西做老总有出息。沈从文说：“可是我怎么做下去。6年中，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的无辜平民。除了被杀的人留下愚蠢残忍的印象，什么都学不到!我实在呆不下去了，才跑出来寻找理想，读点书好救救这个围家。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!” 

　　沈从文进北京是中围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，他住在酉西会馆，和一个同乡去大学听课。钱用光了，生活十分困难。他结识了一些大学生，常常在开餐时访问他们，目的是混餐饭吃。冬天来临，严寒的北京城里，沈从文还穿着单衣，他买不起棉衣，他生不起炉子，有时烧几张废纸取暖，然后跑步跳跃御寒。但因腹内空空，也就更加无热量，更加疲累。在这饥寒交迫的日子里，沈从文只好给一些名人写信，或请教，或求援。他那时还是个无名青年，可当时的大名人郁达夫收到信后，亲自前来看他，见他正坐在床上，将双脚伸在薄被里取暖读书，郁达夫非常感动，便请他去餐馆饱吃一顿。郁达夫身上只有5元钱，二人吃去1元多，还剩3元多便全给了沈从文，那时的几元钱是救命钱。几十年后，沈从文在吉首大学谈起这件事时，还老泪纵横地表达了对郁达夫的感激之情。郁达夫见过沈从文的状况后，忍不住当晚写了《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发表，劝沈从文弃北京回乡去。但沈从文没有回乡，他咬住牙关坚持着。走投无路的沈从文曾考虑去当警察，甚至想再去当兵。当时奉天、直隶两帮军阀都在北京招兵，为了壮大声势，招兵队伍后面总要跟上一排衣衫褴褛的流浪儿吹吹打打吸引观众。沈从文不只一次在这种不体面队伍里混过。他甚至跟这群队伍到一家旅店去排练过站队。直到招兵站要他按指纹领伙食津贴时，他才溜掉，打定主意多熬一天再说。想到自己的理想，他还是选择了从文。他于是去打工，边打工边学习，边写作。他记住有志者事竟成。不要常立志，贵在立志长。沈从文终于成功了。没有几年，他成了知名作家。1928年，他迁居上海，胡适聘他到中国公学教写作课。这可是破天荒的创举，一个没有小学文凭的人，登上大学讲台当教授。后来又当青岛大学、北京大学的教授。沈从文走进了学者行列。这期间，沈从文创作了《边城》、《丈夫》等小说，写了大量的诗歌和论文。他试验了各种体裁，被称为多产作家。就小说来说，他不断探索新写法。那时新文化运动刚刚胜利，但小说写法不多。沈从文大胆试验，勇于探索，又被称为文体作家。他一生出了100多本集子，大多是20世纪20～30年代写成。现在有人谈到中国现代文学，只概括出两位代表，即鲁迅与沈从文。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写文讲话批驳，但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市场。这个说法对与不对不是本文能评判的，但有一点可以说，即沈从文确实取得了伟大成就，瑞典文学院里，他已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。可惜他逝世太早了些。 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沈从文又欢呼新生活，写过一些作品。但是，由于“左”倾文艺政策的限制，他只能写“假”、“大”、“空”，不能写自己的切身感受。作家的生命形式就是写作，一旦不能写作，生命的意义也就停止了。他当时的痛苦无奈是难以言传的。他感到自己行将老去了。面对新社会，他茫然无措。他不能从事写作，便被安排去故宫干文物工作。他的身影从此从文坛上消失了。但是沈从文并没有自暴自弃，自甘沉沦。他知道他无法选择时代，但时代可以选择他或抛弃他。他的工作成功了，就是接受了时代的选择，失败了，就是受到时代的抛弃。他不是为自己的小名小利，他有一颗为人类造福的博大爱心。有了这爱心，我们就能理解他一生的不停追求了。 

　　沈从文从事古代文物研究，他完成生命形式的转换工作，从文学艺术转向文物艺术。他每天去文物馆上班，给千万种文物写卡片。他干一行爱一行，全身心投入进去，常常忘记吃饭，忘记休息，忘记睡觉，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这损坏了他的身体。尤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吃了不少苦。他的工作被迫停止。罚他打扫女厕所时，他一边打扫一边思考文物研究。后来他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。历史博物馆只有他和两位老工人离京下放。他的老伴张兆和也下放到咸宁，但离得很远，要坐半天车，还要走十几里山路。他等于孤单生活着，但是他劳动之余还看书、做笔记。“尺壁非吾宝，寸阴宜所争”，为修订他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在湖北山地，他就凭记忆所及，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，一一用签条记录下来，准备日后有机会补改。劳苦加上缺乏营养，还要用脑子，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。因为生病被同意回京，他孤孤单单一个人回到北京车堂子胡同51号。原来的3间小房子早被人占去两间，只留给他一问10平方米宽的卧室兼工作室，里面还放有别人“借住”时放的一些杂物。做饭，只好在屋檐下摆一个小煤炉，有时忘了加煤，有时又因下雨把煤火淋熄了。他一心一意修订他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。“真可怜!”同乡朱早观将军的儿子朱一葵后来回忆说：“那次我去看他，他开着灯，在伏案写作，桌上还有一碗冷饭。我进去了，他还没发现，直到我凑到他耳边叫了一声‘沈伯’，他才抬起头来问：‘你几时来的?’” 

　　就这样，沈从文坚持文物研究从1957年到1983年，他用惊动文坛的大笔，写出并发表了《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》、《谈染缬》、《蜀中锦》、《江陵楚墓出土的丝织品》等近30篇古代文物研究论文，还出版了《唐宋铜镜》、《龙凤艺术》、《明锦》、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等专著。在外国首脑访问中国时，中国首脑把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作为国宝赠送给了外国客人。 

　　沈从文就是这样创造国宝的。他干文学，文学成为国宝；干研究，研究成为国宝。这个湘西儿子从边城走向了世界。他为我们树立了精神丰碑，碑上写道：追求理想，吃苦耐劳，执著无悔，面对现实，一往直前。 

　　沈从文去世时很平静，面容很安详。他立下遗嘱不要开追悼会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把骨灰带回家乡，将一部分撒到凤凰县的山河里。他的出生与去世都没有惊动这个世界。太阳照常升起与落下，但这个世界经他走了一遭，却有了许多不同处。他的身影消失了，但是他的声音湘西人至今记忆犹新。他去世前，吉首大学派人扛着录像机去采访他，请求他给吉大师生讲几句话。面对录像机，面对吉大师生，他说：“告诉吉首大学的师生们，要不怕苦。当年我来北京时，有时饭都吃不上，冬天，零下二十度，只穿两件单衣，但我抱着个理想……”